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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霍存福:“古木含新綠,仙葩吐舊枝”——讀閆曉君教授《陜派律學家事跡紀年考證》

               

              “古木含新綠,仙葩吐舊枝”

              在法律人眼里,律學家是底線的倫理家、沉郁的文章家、有規則概念的循良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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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霍存福,男,河北省張家口市康??h人,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沈陽師范大學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律文化論叢》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律史、法律文化、權力問題等。

              來源:《法治現代化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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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閆曉君教授《陜派律學家事跡紀年考證》一書,以合譜的形式填補了陜派律學人物研究的嚴重缺乏狀態,同時回應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吳建璠之問”,是自那以后30年來陜派律學家思想研究、著作整理之外的重大成果。該書展示了一眾陜派律學人物的人生遭際、生平交游、道德品性、學術文章,展現了以陜派律學為代表的傳統律學從出現到消亡的史詩般的全過程,也反映了他們在從傳統法到近代法的重大轉型中的立場及觀感。在2020年薛允升200周年誕辰之際,該書也是對這位陜派律學創始人的隆重禮贊。

              關鍵詞:陜派律學;吳建璠之問;薛允升;趙舒翹;吉同鈞;年譜



              在法律人眼里,律學家是底線的倫理家、沉郁的文章家、有規則概念的循良之吏,他們才更應受尊敬、受欣賞、受推重。為律學家群體做年譜,樹碑立傳,這正是《紀年考證》的價值所在?!都o年考證》樹起了陜派群像,薈萃成一個群英譜,其道德品性、學術文章鴻纖畢現。他們在傳統法到近代法的重大轉型中的立場及觀感,以及他們史詩般的、從出現到消亡的全過程得到集中展現。

              “東風入簾幕,生意滿林畦。古木含新綠,仙葩吐舊枝?!背鲎阅纤窝拘摹侗託q春》。春天帶來的生意,雖在林畦,而周圍的古木新綠、仙葩吐枝,為之添彩,更令人動容。近讀閆曉君教授新著《陜派律學家事跡紀年考證》(法律出版社2019年,下稱《紀年考證》),讓人油然而生“古木含新綠,仙葩吐舊枝”之感。

              2020年,恰逢陜派律學的創始人薛允升(1820年至1901年)200周年誕辰。蓋倫理家之生,世人因以感知世道人心,其死,人或憂念世道人心從此無人闡揚。文章家之生,世人因以獲得佳作名篇以欣賞;其死,人或擔心世間恐再無精品。循吏之生,世人因以獲得善治良法;其死,世人或憂慮家國治道不再、良法淪亡。而法家(法律家)之生,盡管于法律(法學)知識生產影響甚巨,世人因以獲得理性精神、規則意識、正義觀念等等;其死,世人的反應卻并不大。千百年來,律學一直被邊緣化,律學家也不受重視。在一個沒有法律家治國傳統的國度,律學家生死不過爾爾。然而在法律人眼里,律學家是底線的倫理家、沉郁的文章家、有規則概念的循良之吏,他們才更應受尊敬、受欣賞、受推重。為律學家群體做年譜,樹碑立傳,這正是《紀年考證》的價值所在。

              《紀年考證》940多頁,磚頭般厚重,內容翔實真純,令我感佩不已。作者對陜派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學者、尤其是一個陜籍學者的自覺,另一方面是受“吳建璠之問”的刺激。作者在書序《關于陜派律學》中引述道:

              大約15年前,在一次法史界同仁的聚會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沈家本在一篇文章中說,光緒初年律學家分豫、陜兩派,豫派以陳雅儂、田雨田為代表,陜派以薛允升、趙舒翹、張成勛為代表。他問,兩派除沈氏指明的律學家外還有哪些人,各有哪些代表作,兩派的分野何在,對清代法律發展有何影響。大家相顧茫然,答不上來,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然而15年過去了,我還未見有哪位學者就這個問題提出過一篇論文。

              要回答“吳建璠之問”,非下專門的功夫不可。沒有熱忱、沒有定力是無法做到的?!都o年考證》將研究帶向了一個新境界:觸角變深、視野變寬、高度提升。

              薛允升、趙舒翹在《清史稿》《清史列傳》以及陜西省志中均有專傳,但一般只記述傳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譜對譜主言行的記述更加細致,內容也更加豐富。更兼年譜有一種文體的優勢,它集紀傳體和編年體兩類史書于一體,體裁既特別,功用也更著。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譜家譜,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譜,一人之史也。三者皆為國史取材之資,而年譜之效用,時極宏大。蓋歷史之大部分,實以少數人之心力創造而成。而社會既產一偉大的天才,其言論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輩之感發興奮,然非有嚴密之傳記以寫其心影,則感興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譜之所以可貴也?!蹦曜V通過“詳密”以“寫”譜主之“心影”,以感興后人,故其效用極為宏大。

              作者從陜派單人年譜做起,最早撰寫《吉同鈞年譜》,不久又寫作《趙舒翹的庚子年》,在譜主的重要年度,通過逐月逐日紀事的方式,來顯示其遭際。尤其將與譜主有關的政治大事同時列出,以使人明了其時代背景。但作者很快就發現:對于學派群體的研究而言,單譜的局限性很大,合譜也許是最佳選擇。梁啟超云:“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闭腔谶@種認識:單譜不僅徒費筆墨、浪費讀者精力,而且容易走向孤立,案件、事件的呈現容易被支離割裂;陜派既然是“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并成一部”?!都o年考證》看似爆發性的成果,實際是多年默默的累積而成。

              《紀年考證》時間跨度長,人物包羅眾,具有了陜派律學家全書的品質。從1820年薛允升出生始,至1945年蕭之葆去世止,時長126年。前部主要為陜派前輩的活動,包括王鼎、王治、王灃中、張敘、張承諫等,可稱為陜派前傳;后部進入民國,大抵是作為遺老的陜派的行止,有棄官歸隱的,有出仕民國的,屬于尾聲,如高祖培、段維、吉同鈞、蕭之葆等。而主體部分,是陜派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際遇。

              《紀年考證》樹起了陜派群像,少見的大陣仗,薈萃成一個群英譜。集中展現了陜派人物出生、入仕、升職、外放、回京、逝世,年資大小、入部早晚、師承關系、交還往來,各不相同,錯落有致,構成了一個時空復合的網狀結構。這些法律人物,生于八百里秦川,聚首在京師刑部,既是上下級,又是師生,還是同鄉,同聲又同氣,詩酒酬唱,援引提攜,切磋砥礪。個人遭際不同,政治或學術立場或異。但在《紀年考證》中,其道德品性、學術文章鴻纖畢現。他們在傳統法到近代法的重大轉型中的立場及觀感,以及他們史詩般的、從出現到消亡的全過程得到集中展現。尤以陜派的開創者薛允升、中堅趙舒翹、殿后者吉同鈞出現的頻率最高,他們代表著興與衰的端點。學術淵源屬于陜派的沈家本,其出鏡率也頗高。蓋他是圈中人,薛允升、趙舒翹、吉同鈞等的成就與貢獻,有賴他的推戴和總結;其著述有賴他的推闡和刊刻?!都o年考證》還以附見的形式,展現了豫派律學的大概情況,這為研究豫陜兩派律學的關系、交流及相互影響提供了線索。

              《紀年考證》撰寫歷時十余年,搜集文獻300余種,直接征引200余種。除基本史料如薛允升《唐明律合編》《讀例存疑》,趙舒翹《慎齋文集》《提牢備考》《溫處鹽務紀要》,吉同鈞《樂素堂文集》《審判要略》《秋審條款講義》外,還涉及官修實錄、史傳、官報、檔案、方志、書札、詩集、年譜、墓志、回憶錄、筆記、日記等各種史料,做到了巨細無遺,且取精用宏。

              考訂精審是《紀年考證》的一大特征。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講:“做年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譜主的事跡,不是羅列在一處的,我們必須從許多處去找。找來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們須選擇。擇好了,不是都是真實的,我們必須辨別。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們必須考證??级?不是可以隨便寫上去的,我們必須用簡潔的文字,按照法則去敘述。至于無年可考的事跡、言論,怎樣去安排?幫助正譜的圖表,怎樣去制造?譜前應從何時說起?譜后應到何時截止?種種困難,都須想方法解決。倘使不能解決,便做不成年譜?!痹谶@些方面,作者作了下述努力:

              一是注意自撰年譜的自我粉飾成分,蓋這類年譜多由譜主子孫或門人、親故所撰,或摻雜虛美阿諛之詞,需要作一定的辨別。二是多方求證,既關注材料的共性,也要存異,防止編者的傾向性夾雜其中。辦法是讓資料說話,而不是編者作過多評價。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說:“本來做歷史的正則,無論那一門,都應據事直書,不必多下批評。一定要下批評,已是第二流的角色……做傳如此,做年譜也如此?!弊裱瓊鹘y史學的這一“正則”,是本書貫徹始終的一大原則。蓋作年譜不是撰寫著作、論文,應以事實鋪陳為極則,不應夾雜作者的分析或推測,以實錄為上。

              為撰寫《紀年考證》,作者走訪了陜派的后裔,到陜派的故居、仕宦的地方調研。趙舒翹有《游焦山》詩:“我與名山有舊盟,高僧相遇恰同庚。逃禪便覺風塵遠,住世須將宇宙擎。江寺懶尋銘瘞鶴,海隅憤指浪翻鯨。彼蒼未許林泉福,解纜匆匆負此行?!睘榇俗髡呷チ随偨股?在摩崖石刻中找到題詩的石刻。

              《紀年考證》將是讀者查閱求證的案頭工具書。陜派之人、事、言、行皆可以從中索得。巨大的信息量將使它成為讀者的資料淵藪,因此應有個人名索引,或再加一個案件、事件索引,也未嘗不可。

              作為陜西人,作者不僅有心靈上的相通,更兼他是史學出身,有深厚的史學功底和研究素養,陜派律學家能有這樣的鄉黨為他們樹碑立傳,或許是他們最大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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